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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从化的丝木棉品种是莫熙穆教授及其团队耗费5年心血研究培育与改良的。新培育的丝木棉十分适应华南地区的气候土壤,它树形笔直,花色丰富多样,有粉色、白色、红色等。它的花期悠长,可达3到4个月,在美好时光里持续绽放芳华。2002年,广州市关心支持从化绿化建设,赠送了一批丝木棉树苗给从化。从化区林业部门将3000多株丝木棉树苗,分发至机关、学校、公园、国道、风景区等,将美丽播撒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自2013年开始,每年12月前后,广州软件学院不仅会举办“丝木棉节”暨校友返校日活动,也会开展丝木棉下的毕业合影。如今,丝木棉已然成为广州软件学院的校园文化标识和品牌之一,2022年被广东省教育厅评选为第四批“广东省绿色学校”,并被广大师生美誉为“广软校花”,从学校的校徽设计,到校园各类文创品、活动冠名、荣誉称号都已将丝木棉元素融入其中。
女儿的情绪也变得容易波动,杨敏说话的语气稍微重了一点、急促一点,女儿就会不高兴。从前几乎不需要零花钱的女儿,现在开始疯狂地消费,同款洗衣盆买了三个,她对杨敏解释,“不知道选择哪个颜色好,那就都买回来”。之前没有的青春期叛逆似乎加倍出现了。家里的毛绒玩具和二次元手办也越买越多,杨敏感觉女儿仿佛退行成了小孩子,常常把玩偶抱起来,闻一闻亲一亲,还会和玩偶说话。
杨敏说,从怀上女儿到女儿长大,丈夫经常会流露出想要儿子的意思。丈夫解释,“家族需要延续香火,只有儿子能继承”。她记得,怀葛菲时,丈夫听到“酸儿辣女”的说法,经常问她喜欢吃酸的还是辣的。有人说,怀女孩的话,母亲会显得秀气一点,面貌变化不太大,怀男孩的话,面貌会变得粗糙。她感觉丈夫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变化,当旁人说像是女儿,他就会不高兴。
回家后,葛菲曾上网查询了粟超的履历,连着十余个权威头衔,令这对母女倍加放心。据新浪“爱问医生”等多个平台显示,粟超自称曾被中国心理学泰斗沈德灿教授誉为“新一代天才咨询师”,自创了“混合实效主义疗法”,“至今保持100%咨询成功率和行业最高的签约率,累积数千个案”,并成为“中国第一位敢于承诺保证效果无效退款的咨询师”。
2021年9月29日,第一次出现自杀行为后,葛菲回到家,杨敏看到女儿在客厅里坐立不安,拿着手机到处查找电话,最后,她拨通了北京危机干预热线,对方建议她去医院寻求专业救助。另据一审判决书引用的病历,葛菲产生自杀想法后,曾于2021年9月30日、10月12日两度前往医院问诊。医嘱开具了处方药,并建议家属加强看护。
明心公司方辩称,聘用于天一从事心理咨询师工作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2017年9月起,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已被取消,依据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其中“心理咨询师”未列入目录。另外,他们引用《常见问题解答(2022版)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咨询师基础培训项目》表示,“心理咨询现在是非准入行业,没有全国统一政策明确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才能从事心理咨询工作”。
但是,法院调取的于天一的个人资料显示,“毕业前学历教育非心理学及相关专业,是否进行过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不能明确”——2018年,于天一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而毕业后的教育培训经历仅提供了在明心公司接受的312小时以上的心理咨询技能训练和模拟咨询训练的学习证明,以及为考取应用心理学硕士参加的商业机构培训学习证明。
为了证明于天一操作系统脱敏法的合理性,明心公司方提交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心理治疗规范》,其中均载有系统脱敏法的内容,拟证明其是心理咨询中最常见、最成熟的方法和必须掌握的技能,可以适用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于天一按照相关规范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一直与葛菲沟通,照顾其情绪,符合规范要求。
2023年11月13日,一审宣判。法院认为,粟超、于天一在获悉葛菲首次系统脱敏训练后出现自杀想法及自杀行为时,没有给予重视,没有对葛菲出现的心理危机及自杀风险进行识别、评估,没有就葛菲反馈的自杀行为的严重性提示家属加强关注、监护和就医治疗,没有根据葛菲的实际感受和个体情况从避免伤害的角度停止使用系统脱敏法进行咨询;粟超在知晓葛菲第二次系统脱敏训练后再次出现自杀行为时,未及时对其自杀风险进行评估,未就其自杀行为的严重性给予重视并提示家属关注、监护和就医治疗。
尽管2017年9月后,国家层面上停止了心理咨询师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发放,但是法院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该职业的从业要求被取消。根据《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北京市心理咨询服务行为规范》《北京市心理咨询行业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文件,法院认为:在本市从事心理咨询服务工作的人员,需要具备心理学专业学历证书,或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或从事专业相关工作并取得一定技术职称的条件要求。
而于天一的毕业前学历教育和毕业后教育培训经历,让法院认定,于天一不符合心理咨询的执业要求。一审判决书称:于天一在专业胜任力不足的情况下,为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葛菲进行心理咨询,期间未规范使用系统脱敏法,让葛菲回忆了最为痛苦的人生经历,产生了不良应激;又未能及时识别葛菲的自杀风险,未提醒家属加强关注,并停止不当咨询行为,最终导致葛菲自杀死亡。
同时,法院认为葛菲出具的不自杀承诺书,不能作为两名咨询师未尽专业义务的免责依据。但是,葛菲的自身处境也成为了法院裁决的考量因素之一。最终,法院综合并权衡葛菲个人经历及自身疾病、被告过错、心理咨询行业发展现状等因素,认为葛菲的死亡是外在因素与其内在病症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案涉咨询行为是其死亡的“次要原因”。
而葛菲在相亲中连连受挫,正是于天一操作系统脱敏法的导火索。诉讼中,明心公司称,杨敏表达了希望女儿恋爱结婚的想法,因此葛菲希望尝试系统脱敏法帮助自己逐渐适应与异性接触。但明心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也未采纳他们关于案涉咨询过程的说法。记者回听了22个小时咨询录音,并查阅了葛菲的咨询笔记,未找到相关佐证。
这种训练是粟超自创的混合实效主义疗法。在他2017年出版的《心理咨询实用技术手册》一书中称,“该疗法以实用主义哲学理念为基础,重视疗效、咨询效率、来访者个人特质、动机和深层问题。从道理、方法和技巧三个层面分别辅导来访者理性和潜意识部分,改善来访者症状,缓解来访者心理冲突,去除不良思维模式,不良行为模式,不良人际互动模式,缓解创伤带来的影响,改变来访者不良信念系统,因人而异优化人格,促使来访者往更快乐、更成功、更幸福的方向发展”。
沈勇强是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退休教授,曾在日本学习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他告诉记者,心理咨询虽然流派众多,但是以来访者的福祉为第一位是共同准则,要求对来访者尊重、热情、真诚,无条件地积极关注以及共情式理解,以此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继而发掘对方的内生力量,让其改变自己。而一切的前提是,咨询师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不强加个人价值。
郝小艺曾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精神科心理治疗师,本硕皆毕业于海外高校的心理咨询专业。她表示不了解粟超的“混合实效主义疗法”的具体含义,但已有的理论或流派的创立需要不断的研究论证和大量的实践练习,才能证明有效性和可信度。此外,她提醒记者,行业伦理守则是心理咨询师必须要遵守的原则,也是识别咨询师是否专业的重要标尺。
“咨询本身也是一个赋权的过程,”郝小艺说,一定要在咨询当中,赋予来访者安全的表达空间,让对方的权利受到尊重并且得到充分的释放,如此会让对方产生能量去建立现实生活。但如果咨询师妄自评判来访者,会造成对方权利和能力进一步丧失。特别是当咨询师和来访者建立了信任,咨询师的不认可、攻击会给来访者带来更大的伤害。
心理学发源于古希腊哲学,当时的哲学思考奠定了对人类意识和行为研究的基础。20年代中后期,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和马斯洛等人发展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关注个体的自我实现和潜能发展。他们主张以“来访者中心”的咨询方式,尊重个体的主观体验和内在成长,强调共情和非评判的咨询环境,这些原则仍是当下心理咨询的核心基础。
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发展路径还有一个分支。据王东美等人的论文《中国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百年发展简史(1921-2021)》介绍,2002年,卫生部将心理治疗纳入卫生专业技师资格考试体系,当时一些地方卫生部门只允许医学背景的人员参加考试,导致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长期较少。至2015年,心理治疗师资格考试开始对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人员开放,心理治疗师的人数才日渐庞大起来。相较于市场面向的心理咨询师,这一脉络的心理治疗师相对拥有更专业的学习和职业训练,但由于准入门槛较高,人数远远少于心理咨询师。
“在中国大陆行政管理体制下,极少有哪个与健康有关的行业能长期处于‘主管部门 ’ 不明、自律和监督欠缺的状态,还能成规模地发展。心理咨询行业恐怕就是其中之一。”2018年,《精神卫生法》立法主要参与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谢斌在《心理咨询行业在中国的困局与出路》一文中表达了对心理咨询行业生态的担忧。
另外,沈勇强指出,涉事咨询师最核心的过错在于,葛菲所患的双相属于精神障碍,不属于心理咨询的对象,更不能进行治疗。此案中,系统脱敏法属于治疗行为,这一点违背了2013年施行的《精神卫生法》的要求。杨敏方同样提出了这一主张,但一审判决书称,系统脱敏法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均可采用的技术方法,只是于天一采用系统脱敏技术的咨询行为不当,存在过错。
据Beaudet.K2016年发表在《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上的一篇论文介绍,系统脱敏疗法,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沃尔普发展出的行为矫正技术,尤其适用于特定恐惧症、焦虑症患者,其疗效被大量实证研究支持,案例中,一名15岁的自闭症男孩,从对感冒的姨妈产生恐惧,延伸到害怕所有咳嗽及表现感冒症状的人。
对此,郝小艺补充道,心理咨询对咨询师的综合素养要求很高,因为心理困扰的产生并非由一个因素导致,所以需要咨询师同时具备社会学和生理学的视角,才能对来访者的处境做出整体性的理解,“如果我们仅靠心理咨询理论与来访者沟通,就失去了以一个更宏观的视角理解对方困扰的机会,更失去了真正看到来访者个人能力的机会。”
不过,郝小艺也说,通过心理咨询让来访者调动自身力量实现成长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需要咨询师和来访者都具备一定的洞察和思考能力,并且需要来访者具备改变的动力。但她不认为心理咨询带给来访者的改变难以在现实中落地。当双方都有一定的积累准备后,咨询空间里发生的对话就像一滴水流入河流,会给来访者的内心带来涟漪,也许不能够达到理想的状态,但会给予来访者面对现实生活的力量。
那段婚姻的最后,杨敏已经麻木了。葛菲八九岁时,丈夫外遇被发现后,杨敏接受了“一个茶壶配四个杯子”理论,合理化自己的遭遇,到后来杨敏甚至觉得丈夫拥有第三者是“挺正常”的事。她睁只眼闭只眼,努力干活来回避痛苦,上班、做饭、打扫卫生,完全没有了个人的娱乐生活。她自觉那些年安安分分地做一个贤妻良母,“完全失去了自我”。
杨敏原以为女儿信任粟超。杨敏猜测,可能因为葛菲从小比较信任老师,听老师的话。葛菲确实敬重两名咨询师,发送消息时,总是礼貌地称对方为“老师”,结束对话不忘表示感谢。她曾对粟超说,“我也很久没见您了,很想您”。她还把粟超对自己的要求写在个性签名里,一连三个否定意味的“不”字:“不贪心、不依赖、不自恋”。
据王东美等人的上述论文介绍,截至2017年,心理咨询师从《职业资格目录》中被删除时,已有150万余人通过考试,获得二级、三级心理咨询师证书。另外,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发稿前国内心理咨询相关企业存量达到11.97万家,相比2017年9月12日心理咨询公司存量4.08万家已是近3倍。谢斌在上述论文中称,处于监管边缘的心理咨询行业“野蛮生长”也常被诟病。
葛菲之所以有两名咨询师,正是与咨询费用有关。2015年5月起,葛菲在粟超处接受咨询,2020年粟超的咨询费用涨至2000元/小时,这对母女认为费用过高,询问能否优惠点。粟超向其推荐了新手咨询师于天一,咨询费380元/小时,并表示现在葛菲最重要的问题是“不熟练”,他没有更多方法可以传授了,所以不再需要像他这样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了。
而2000元/小时在心理咨询行业内也是高昂的收费标准。2023年11月,上海市心理学会临床心理与心理咨询工作委员会曾向会员提供咨询工作模板与参考文件,其中咨询收费部分,按心理咨询师等级标准划分收费范围:临床工作三年以上且系统训练等条件符合要求的咨询师,其咨询费用可至300元到600元/小时;临床工作八年以上且系统训练等条件符合要求的资深咨询师,其咨询费用可至600元到1000元/小时;而临床工作十年以上,系统训练、学术能力等条件符合要求的专家咨询师,其咨询费用可至1000元到1500元/小时。
面对受商业利益驱动、无序发展的心理咨询市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谢斌在前述论文中呼吁,政府部门的领导或者协调、有公信力的全国性行业组织的建立及其自律管理,是心理咨询行业发展的基本保障。他建议,国家卫健委牵头组织开展行业摸底调查,咨询相关标准化试点、制定精神卫生法配套规范文件;在规范的基础上开展人员培训、实践和考核认证等工作。
3.Beaudet.K(2016).The effects of 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 with a phobic 15-year-old male with autism: A case study with measures of generalizationInternational [J].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4),30-35
2006年10月的一天晚上,两名温州老板打电话向西马派出所报警,称他们在一洗浴中心消费时被敲诈6000元钱,因不肯就范,与洗浴中心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被一群壮汉围住打了一顿。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其中一名温州老板脾脏被打破,伤势严重。值班副所长纪汉闻讯立即指挥民警通过绿色通道将伤者送往协和医院抢救,伤者脾脏被摘除,保住一命。
打人后,洗浴中心“话事人”老周主动找到派出所表示,他们因消费引起纠纷,双方都动了手,愿意赔钱和解。纪汉调查发现,当时洗浴中心有6个人动手,他们呼之即来,打了就走,背后肯定不简单,遂安排民警张继光等人将我市类似报警梳理出来,逐一回访。经查,全市共发生了8起类似报警,但受害人多顾及面子不愿再谈此事,其中有一名北京受害人被敲诈了8000元,连笔录都没做。
摸清情况后,纪汉决心将这伙人一网打尽。他安排4位民警化装成外地客到洗浴中心消费,通过故意找茬儿与中心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引来附近“黑打手”,等其到齐后,外面埋伏的民警以接报警为由,将13名“黑打手”带到派出所深挖。经查,该团伙成员多达数十人,他们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有固定收入,统一指挥,为数十家场所看场子,带有黑社会性质。
在西马派出所,袁未利有个外号,叫“袁某某”。2006年,他刚到派出所时,春节前后连轴转工作,他实在“忍无可忍”,化名“袁某某”向领导纪汉写了意见信,列举了他每天超负荷的工作,文末结论是纪汉共计欠“袁某某”民警15天补休。“当时太年轻了,做了这种傻事。”但纪汉作为所领导并没有生气,只是在大会上念信,没有说是谁,私下里找他谈心,讲明刑侦工作关系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须召之即来、来之则战。
中国诗歌春晚主办方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诗评家孙晓娅说,作为当代诗坛“在场”的大型诗歌活动,中国诗歌春晚已经走过十年。这十年间,中国诗歌春晚的主题和形式不断创新,影响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中国诗歌春晚了解和热爱诗歌的创作和朗诵,也联动更多海外华人加入,回顾和体验中国的诗意维度和诗思演变。今年中国诗歌春晚总会场首次走出北京,我们期待“诗和远方”的碰撞,开启中国诗歌春晚第二个十年的创意和机遇。